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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左眼看教育:一周城市生活

发布日期:2022-09-17 03:21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有关乡村教育,每当我们提起它,总会带着一种俯视的姿态,默认乡村孩子不论物质或者精神上,都需要帮助与支援,在这其中,一种微妙却难以逾越的固化阶层产生了——不知不觉中乡村支教就会演变成“将城市的观念输送给乡村”。

  而在鹏的眼里,“乡村不是城市教育的复制粘贴,更不是次品的垃圾场。支教不是优劣的施舍和排放概念,而是一种各自生长,相互帮鉴。”他带着大凉山的孩子盲行游校园、凌晨1点吃零食,重新探讨家长老师口中“为你好”的根源、一起办展览,这些游戏与话题,带着一种特殊的视角,让我们重新看待教育,也重新看待乡村里的孩子。

  2022年7月,我发起了一个募捐美术馆的支教项目,募集100个行李箱,作为“美术馆”。参与者们将行李箱邮寄到大凉山美姑县民族初级中学,那是我将要支教的地方。而我将会跟当地的孩子们在这些行李箱里生成一场展览。

  这是一个艺术项目,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艺术,是为了对教育进行一个全新视角的观看和实践。可以说,从现实的社会价值来看,我希望艺术介入到教育这样一个众多人参与的活动中来,能产生区别于传统教育的方法和实践,而这些实践,是为了寻找出一条新的教育路径,也为了寻找到一条新的艺术创作路径。艺术介入教育,就是用左眼去看教育,跳出我们的观看经验、审判经验,尝试用另外于主流价值之外的眼光去看待教育行为。

  如今,教育是全民的热点话题,其热度和持续性是社会上其他话题所不及的,教育的问题可大谈,可小说。大到教育观念、教育政策,小到教育活动中的具体遭遇、个体心理,这些问题都不是相互独立的,而是一种相互连带的网状关系,我们不能忽视结构性问题来看待具体的遭遇,我们也需要从具体的事件遭遇来显现结构性的问题。面对这些问题,以什么样的角色切入,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,以什么样的形式组织实践?这些对于教育实践者格外重要。

  提到艺术和教育,我把参与式艺术看成是关于组织方法的艺术,是关照和链接主体的艺术,我试图将它看作组织教育活动的新方法,教育更新的幽径。而我的支教,就是在这样一个基本逻辑之上架构出来的,关系的构建,始终是项目的核心要素,这种关系,在项目之中体现为我与学生的角色关系,是一种互为主体的角色平等,是一种感性链接的互动形式,是一种激发创造的问答。第一节相互认识的课,我未出现在教室,留下了一段文字,每个人来设计一个跟我进行相互认识的互动方式,最后一节课,我又未出现在教室,同样留了一段话后“不辞而别”,要求每个人设计一个跟我离别的互动方式。

  在角色关系和眼光上,城市和乡村必须是平等的关系、平视的角度。这就意味着我所理解的支教,就不是简单的“把城市的给到乡村”这样一种位移概念,更不是优劣的施舍和排放概念,而是一种各自生长,相互帮鉴。

  在募捐行李箱的过程中,我遇到了不少的爱心人士,有个参与者,特别有心,他主动帮忙联系了一个厂家,他给厂家(应该是他的朋友)说,可以把那些厂里的“次品”,比如磕碰了无法销售之类的,捐给我,其实箱子没有大的质量问题,但是我还是婉拒了,因为我比较接受不了将“次品”捐给孩子们这个观念,我知道他是无心而言,但正是这种无心之言,透露着一种价值判断,而我,想要一种平视的关系。我也募集到一些二手的行李箱,它们每个都有故事,二手和次品,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
  城市的教育造成了大量无解的锁套,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教育复制到乡村,所以,我们要做的不是快速地将乡村教育城市化,而是在乡村开辟新的教育路径,这个路径或许还可以成为城市教育的一剂偏方,以乡村教育反哺和治愈城市教育中的问题。在乡村的教育,必须充分考虑乡村的独特资源、独特在地文化、生活特征、关系形式,从而必须充分考虑城市教育到乡村的适应性,否则必然造成一种突兀和难堪,这种形式化的突兀和难看,最终会转嫁为对个体生命的有意伤害。说有意,是因为看到了伤害却忽视它。

  所以,考虑乡村的环境色,就必须在乡村的情境下来策划教育的形式和内容,而艺术,在这里其实充当着一种形式中介(它是一种关系形式,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中介物),它联通着个体和在地,而非城市和乡村。所以,在面对一个个学生的时候,我不会告诉他们,城市是好的,我也不认为去了城市就算开了眼界,我希望给他们一个思考之路的另类启示,给他们一个认识周围的意外启蒙,给他们一个观看和创造的另外之眼。

  我带着孩子们认识自己生活学习的校园,用盲行的方式游走校园;在深夜0-1点在校园吃零食、看天空、捡垃圾,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离开这个自认为很熟悉的环境,进入到一种经验之外的不熟悉状态,来用一种不甚熟悉的方式再重新认识生活的周围。我们需要冒险勇气去重新认识我们所熟悉的一切,也需要有效的方法去重新认识我们所熟悉的一切,不是吗?

  然后,作为实践的现场,我认为乡村有它自身的优势。以我们城市教育的理念和评价来看,乡村是教育的落后之地,但是,切换一个视角,这种所谓的落后,反而使得乡村也成为城市教育中焦虑的边缘化之地,乡村教育现场的边缘化使它成为可以进行另外教育实践的绝佳场地,是一种重新挖掘教育实践新可能的优势。举例说明,类似夜游校园这样的活动,在城市教育中,是很难去实现的,反而在乡村,倒还有一点自由行动的空间。

  第三,乡村教育应该重新思考教育的价值,实践出一条教育的另外通道,目的是成全个体生命在教育中的动态生长。我在跟孩子们聊天中,聊了很多他们遇到的学习上的困难和思考的困境,比如他们告诉我,老师会如何处理他们“不听话”,使他们觉得不公平、不舒服。这是一个如何面对权威和规训的问题,我告诉他们,老师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,很多时候是一种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在起作用,而这种价值判断,往往不一定是无瑕的,它的形成本就是社会环境和以前的教育起了作用。如果我们假设这种起作用的环境是一种问题环境,那么这个价值判断就很可能是带有很大问题的,他或许有一个“为你好”的行为动机,但是未必真的起到为你好的作用,而且,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,这里的好,是指的什么?它一定是好吗?这句话,包括我在内。我告诉学生,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也要怀疑我,不要这么快相信我。

  所以,我其实是鼓励孩子们,要去怀疑这个权威和判定;要去怀疑“老师一定是在为学生好”这个认识的理所当然性;要有自己的判断,要敢于坚持自己的判断;但是不要执拗,不要任性。怀疑不是对抗,当然,你可以对抗,怀疑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前提,是一种主体建立的方式。我给孩子们介绍德勒兹的块茎理论,给孩子们介绍杜威反对知识的权威的理论,我给孩子们讲夏山学校的故事,他们很喜欢听,而且,我确信他们听懂了,听进去了,但我不知道,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。

 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,更好地思考生活的周围和世界,它不是“出人头地”“改变命运”的方法。换句话说,我们要警惕教育的功利主义,我们也应该学会判断,我们大多数是那枯骨,不是那功成的一将,再退一步说,如果一将成的代价是万骨枯,那这一将,成就它作甚?所以,在绘画课上,我并未强调最后的绘画成品,而是强调绘画过程中的自由表达和绘画体验。而艺术教育,起码在我这次的艺术支教中,就是来“破坏”教育活动中这种功利、这种习以为常、虚妄的生命想象的。

  (文/图 鹏,1994年生于河北邯郸,西安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硕士在读,从事多种艺术实践以及教育实践,现为实验艺术实践者、拆界艺术小组成员、实验艺术美育实践者)

  弗莱雷在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中指出,教育是一个互动过程,解放既不是恩赐,也不是自我实现,而是一个互动过程。 另一方面,教育是以解放为目的的。弗莱雷批判当时社会的“储蓄式”教育把学生视为被动“接收”知识的无知者。应该摈弃“储蓄式”教育,代之以“提问式”教育,以唤醒人们对世界问题的批判意识,鼓励人们不断反思自身的生存方式,进而把教师和学生从“驯化教育”中解放出来。

  该书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、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杜威最有影响力的著作,集中展现了杜威的教育思想。

  该书以中小学教育戏剧的理论构建、中小学教师的实践探索、未来中小学教育戏剧的课程与评价标准、师资培养路径为研究,通过文献分析法、质性研究法等研究方法,实地调研了北京市石景山区、海淀区等5所中小学,访谈了多位一线教师,初步展现了教育戏剧目前在中国的存在样态。

  作者伊万·伊 利奇是当代很负盛名的教育思想家之一,而译者吴康宁教授是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的专家,二者必将使《去学校化社会》这部译著成为不朽的经典。

  西奥多·赛泽在《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》二十周年纪念版的序言里,简练精辟地评述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两项重大教育工程的性质。一项是全美优质教育委员会的报告,题为“处在危机中的国家”。这是专门回应当时“公众普遍的看法,认为我们的教育系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”。另一项则是:美国学校教育史上规模最大和最复杂的调查研究之一,即学校教育研究”,本书就是这一调研的综合报告。《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》的研究和写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延伸到80年代初,研究数据收集自一批有代表性的美国中小学校。